沈月明
3月30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了首届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中国“慰安妇”问题再一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。与会者在4个方面取得共识：一、认定中国是“慰安妇”制度最大的受害国，曾波及22个省市、20万以上的受害者，时间长达14年。二、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罪恶的制度，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战争暴行之一。三、就日本政府最近对战争的态度进行了理论分析，一致认为日本对二战的反省是非常不够的。四、就“慰安妇”的诉赔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，如应采用何种国际法作为依据等。
曾创作描写“慰安妇”悲惨命运长篇小说《孤城日落》的云南作家彭荆风阐述了他的调查经历。他在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去云南腾冲时，了解到腾冲曾是日军在滇西的“慰安所”中心据点，日本侵略军除了从日本、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带来大批“慰安妇”外，还命令汉奸县长钟镜秋强征当地的汉族、傣族妇女充当“慰安妇”。
山东师范大学研究员赵延庆指出，山东各县兽蹄所及都有性暴行。从奸淫对象的年龄看，小至年仅数岁的幼女，老到七八十岁的婆婆；从奸淫对象的身份看，既有女俘虏，更有广大的普通城乡妇女，甚至连其豢养的伪军人员的亲属也不放过。
“慰安妇”幸存者接受调查时，无不声泪俱下。她们喊出的最强音就是：日本必须谢罪、赔偿！
万爱花是山西太原人，她是中国“慰安妇”幸存者中较早站出来公开控诉的一位，是1992年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的7名原“慰安妇”之一。她说，日本兵对她野蛮的蹂躏和残酷迫害，除了使她丧失生育能力，各种妇科病缠身外，她的形体也因此而扭曲变形，一只胳膊丧失功能，一只耳朵的耳垂也缺损了一块，这是日军强奸她之后、动手毒打她时，由于手上的戒指钩住了耳环，对方用力一扯，就将耳垂扯掉了。
陈亚扁控诉道：1942年，我17岁，日本兵把我抓上车运到三亚，关在一座两层楼的楼上强暴我。那时我还没来月经，日本人从来没给我吃过避孕药物，他们也不用避孕套，我也根本不懂，只是害怕，一天哭到晚。要是不让强暴他们就会捏住我的脖子，打我的脸。我的眼睛就是那时哭坏的，直到现在我的身体都不好。我要告日本政府，要他们赔偿，不但是经济上的，还要精神上的，赔礼道歉，承认他们害过人，犯过罪。我希望早一天把这官司打赢，让我的晚年过得安定。
大会宣言指出，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“慰安妇制度”，是军事性奴隶制度，是20世纪有组织有计划的、最残暴的战时性暴力犯罪。尽管这场战争已过去55年了，但是日本政府根本没有公正合理地解决“慰安妇”问题。各国数以万千计的受害者的身心在继续遭受伤害。宣言还指出，近年来，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狂，日本政府必须对此采取有力措施，承认战争责任。如何对待目前已在日本提起的亚洲各国的“慰安妇”制度受害者的赔偿诉讼案，正是衡量日本政府态度的试金石。（《新民晚报》4．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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